“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
上面那段话，是胡适写给梁漱溟先生的回信，回答的是梁漱溟对其的一番质问：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这段对话是著名的“梁胡之问”，当然，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或许并不是那么“著名”。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人而言，胡适也好，梁漱溟也罢，他们都只是课本上、教材中的一个个带着“某某家”的人名，知道胡适跟鲁迅曾经有过文人之争，获得了二十多个博士头衔，知道梁漱溟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真正的思想主张，他们与时代的碰撞，全都不甚清楚，空留一个“推动了近现代思想发展”的虚晃印象。
要说文笔辛辣，大家伙脑海中亮出的第一个人一定是鲁迅，
但真论起那股子“叛逆”劲，胡适也不遑多让
，他可是敢直接朝老蒋叫板，活生生把老蒋对他人的“致训”，变成老蒋聆听他的训话。那已经是1958年的事情了，当时老蒋在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
“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
结果胡适张口就是“你错了”
，气得老蒋在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
因此对于唐德刚形容胡适的那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以及罗尔纲对胡适的那句评价：“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我是不赞同的，
一个能够做到“公子如玉”的人，是不可能如此锋利，敢于更半个文坛叫板的，胡适却做到了。
我们从历史课本中学到的胡适，是在《新青年》中大肆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人，是文学革命的推动者，曾大力倡导废除汉字、推翻文言文、汉字拉丁化等等。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他不过才26岁的光景，却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受聘于北大。
如果单看胡适这些对新思想的主张，相信不少人会觉得他对于传统文化有些过于“一刀切”，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完全抛弃了老祖宗留下的精髓。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如果单从课本来看，你永远不会知道当时的文人学者，为了快速改造国家、向西方靠拢，到底能够有多偏激，胡适的主张在当时情况下来看，已经是属于“温和”的那种。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已经陆续有反对胡适的声音传来，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也是自此开始；到了50年代中期，大陆更是掀起了一场反对胡适思想的浪潮，像是俞平伯、朱光潜等曾经的北大同事都对其大肆抨击，而让这些文人们集中攻讦胡适的根本，是在于他提倡
“整理国故”
。 
“国故”是什么？就是那些
中国历代的文化传承和学术记载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髓的部分，1923 年胡适在创办的《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上表示希望如今的学生们能够“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他认为当时的学生们一味的上街游行，高喊口号是无用的，不如潜心学问，还整理出了近200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希望学生们能够阅读。 
胡适这样的主张在我们如今来看其实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有着“开倒车”的嫌疑，毕竟当时一切国粹、国故全都被视为封建残余的糟粕，也因此胡适才会在回答梁漱溟的提问时如此回答，他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并非是帝国主义，而是拒绝被启蒙的愚昧，这种
“拒绝被启蒙的愚昧”
也包括了对一切不同的思想全部斥责、只会喊口号。
比如说胡适就曾在文中表示过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假大空”
。在他写给杨杏佛的信件中对那些抨击他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同时更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当时社会虚伪的情况：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他的这些观点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更是将空谈跟伪君子结合了起来：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的笔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比鲁迅更为尖锐，鲁迅针对的是广大尚未开启民智的国民，
胡适却骂的是那种读过书、却不如不读书，成天只会说大话的伪君子
，可以说戳中了当时很多沽名钓誉之人。这就是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胡适的争执从未停歇，直到这几十年大众的思想逐渐跟上去了，才能真正理解胡适对于传统思想跟西方思想，对于真的读书人与虚伪之人认真有多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