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写的《论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云飞来到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50号26层基辛格事务所专门采访了基辛格。采访中，基辛格握着记者的手，诚挚地说：“我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国记者，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
落座后，记者请他谈谈对周恩来的印象。基辛格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当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基辛格显得异常兴奋。他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在谈到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基辛格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将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后来，中方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它的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美方接受了。基辛格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随后，基辛格又讲了一个小插曲：1972年尼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