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被通知来接他的妻子弄回家的，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妻子为他清理伤口，血块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纱进了肉里，掀不开，需用棉花沾上热水，一点一点浸软了，再轻轻揭撕。妻子不敢哭，尽力说着话，浑身在颤动。他们谈了许多，是生与死的长谈，但他未对亲人直言。 在他临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须拿 “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联报到。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决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头。
第二天， 8月24日，他按时去“上班”，出门前，把三岁的小孙女唤到身前，俯下去，拉着她手，慢慢说：和爷爷说再——见——！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联，而是失踪了。家人焦急万分，长子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的人听完他陈述后，接了信，说会立即报告。几小时后来了电话，说上面正派人在设法寻找。
8月25日，市文联电话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张纸来，写着：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他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老舍的尸体，是晨间来湖边锻炼的一个演员发现的。湖上，在离岸十几步远的水面，有个人的后脑露出来。人们七手八脚，打捞上来，见全身已冰凉了，岸边有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钢笔，口袋里有工作证，写了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者哗然，给他盖上席子，以防日晒。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就传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选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去之地，是找他母亲来了。多年以后，舒乙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在旧城西北角，外面是太平湖，对应于城里，就是观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后，亲自给他母亲买的住地。“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属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惟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据公园看门人的介绍， 24日这位老人就一直在这里坐，从早到晚，都没有动。手里拿了一卷纸。25日清晨，湖面还飘浮着那些纸，打捞上来看时，却是毛泽东诗词，很工整，是老舍亲手抄写的。
一个细节是，老舍的妻子没被允许看他最后一面，她被通知去认尸，到达时，看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想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在尸体的脚上摸了摸。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随后尸体被送去八宝山，匆匆火化，因为是 “自杀”、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亲一样。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由于没有保留骨灰，和老舍的父亲一样，他的骨灰盒里只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
关于老舍先生之死，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认为，老舍先生不像是自杀，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 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等人不同意，主要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老舍也曾在书信中写道，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看来老舍先生是专门去的。
舒乙所说固然站得住脚，但姜穆的意见亦有道理，总之，这是一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