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一
上个世纪四〇年代前半段，大概是张舜徽涉览清人文集著述最用力的时期。《壮议轩日记》1946年10月26日记：“近十年来，喜读清人文集，家藏仅十余部，游食四方，从公私借观所及，合之不下五六十家。”日记内容以读书札记为大宗，抄撮典籍原文外，也有许多“论议”之言，研究心得已具有“学术论文雏形”，多数内容也融入了后出包括《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在内的多种著作之中。
《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
1944年，张舜徽因避战乱，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移讲席于北平民国学院。11月4日，读清人姚文田《邃雅堂集》，以其“研精鄦书，不废宋学”，“平昔规切并时学者之病”，引发关于“清学”的一番评论：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谓当举世劳精神、疲心力，以沉迷于考证名物、校论异同之际，而能出其高识孤怀，毅然以扶偏救敝自任者，南有章实斋、姚姬传，不谋而所论多合，北有翁覃溪，亦独出危言，转移多士，其功皆不可没。
1946年秋，张舜徽入陇，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0月15日，“取张尔田《史微内篇》重温寻之”，此书在十年前曾阅一过，而今又有新识：
余于近人学术，颇推重张氏与孙益葊为能独识其大，两君治学皆衍会稽章实斋之绪，以致力乎辨章学术一途，与吾近岁所营若有所深契。……顾吾生平服膺实斋之处，不在考证而在识解。当举世湛酣于补苴襞绩之际，独能别辟康衢，以转移风气为己任，非有大勇，曷克有此？吾尝取与姚姬传、翁覃溪并论，目为乾嘉三通儒，为之传以张之，亦即此意。
按张舜徽于清儒中特重一人，曰章学诚，激赏其不为乾嘉诸儒“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蠹虫”的时风所裹挟，慨然以“扶偏救敝”“转移风气”自任，在当日学林独树一帜，进而将之与姚鼐、翁方纲并称“乾嘉三通儒”，作传以传。依此类推，近世学者中，张尔田、孙德谦二君“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被他认为“独得其大”，也博得青睐。
章学诚
《壮议轩日记》而外，张舜徽著作中表彰实斋不一处。《清人文集别录》谓“卓识闳议，载于《文史通义》者至详备矣”，“史义”“通史”“方志”诸大端而外，尤在说明“学诚自少治学，不乐事章句，披览子史，识去取，洞明著作本末，迥然与当时诸儒异尚；值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糊口，乃群趋于嗜古嗜博，学诚顾厚非之，发为议论，以匡救其失”，揭示其卓越处在“病时人之专事考订而不明大谊也”“痛夫学者之误以功力为学问，而不求深诣也”“深忿士子从事考订而妄攻朱子也”。
《清人笔记条辨》推许“实斋申郑之见，至为卓越”，同不以《通志》作者郑樵“才疏”为公论，“乾嘉诸儒，以考据家之尺牍，上衡夹漈未成之书，固有不厌人意者。然而夹漈之弘识孤诣，又岂诸儒所能梦见哉？如实斋之能见其大，在当时不易觏也”。
《爱晚庐随笔》“功力与学问”条，引顾炎武“采铜于山”之论，区分“治学之功力”与“自得之学问”，指出“乾嘉中，章学诚辨之甚明”，“如斯所论，其分别二者之不同，至为明切。从知著作之体，悬鹄甚高，非有创建卓识、自抒所得者，不足以语乎此也”。
《清儒学记》之“浙东学记第六·章学诚”篇，首揭“浙东学术”之卓识，继从“批判了当时学弊”“扩大了史学范围”“明辨了史书编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几方面肯定了谱主的史学贡献。
张舜徽嗜读《文史通义》，专门撰有《〈文史通义〉平议》，全面发挥实斋学说，近人从“为人”“学风”“文风”“器局”等方面有所评述，不过，除了正面立说，张氏与之辩驳的对手方，也一样值得注意。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二
《〈文史通义〉平议》表扬实斋之余，还直接批驳了世人对于其人其学的质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章氏同乡、清末学人李慈铭的说法：
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卤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驾空虚无实之言，动以道眇宗旨压人，而不知已陷于学究云雾之识。
张舜徽先是承认“此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然后笔头一转，又作但书：
虽然，当举世沉酣于穷经考礼、审音说字之际，章氏独究心乙部，出其弘识孤怀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有以自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按李慈铭一说见于《越缦堂日记》同治己巳三月十二日条，其评章学诚方志之学，“自信太过，喜用我法”，“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于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至于论史诸条，则“谬论尚多”“皆极谬妄”“几于文理不通”，而哀叹“后之不学之士，耳识其言，以为高奇，遂云汉后无史，唐后无文。持空滑之谈，以盖百家；凭目睫之论，以狭千古；自名绝学，一无所知，岂不大愚而可哀哉？”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书谭献，历数章氏史学有“不可解者”四大端，“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并云“实斋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论纰失，不能为之讳”。同治十二年七月，《跋何氏学》复称：“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且并时江鲸涛、戴东原、汪容甫、洪北江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何氏学”条）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卧阅章氏《文史通义》，其疵缪不胜指数”。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胡适在1921年“决计编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除了东人内藤湖南的启发和刺激，很大部分原因出自“替章实斋抱不平”的心态，结果不仅使得“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的章氏著作有了“完全见天日的机会”，也使得其人一变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再变为“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不过，面对二十世纪后纷至沓来的“迟来的赞誉”，章学诚依然是一个“箭垛式人物”。世人从反“卫道”、反“正统观”角度责他不脱“绍兴师爷口吻”、“头巾气盛，门户见深”、“对于人生，只抱着许多迂腐之见”一类姑不论，以史学家身份为《文史通义》作评注的吕思勉推许实斋史学“思力之沈鸷，为不可及”，但读至《妇学》《妇学篇书后》，也说“章氏此见，本不甚妥，处处借国家法令压人，尤为可笑，近人讥为绍兴师爷口吻，宜矣”。哪怕章氏最具“自信”“盖有天授”“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动摇”的“史学”，各方投来的质疑也从来没有消歇过。清人李慈铭批评他“识有余而学不足”，张舜徽曲允“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揆诸当代，此言仍未落空。
最早为《文史通义》作注的叶长青说实斋之学“其志甚高，其趣甚正”，然而“学不足以逮厥志，又过辩求胜，喜用我法”。章太炎与人论国学，以为《文史通义》“其用祗在方志”，又将之与郑樵《通志》并论，“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可尔，若读书博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陈垣径贬章氏为“乡曲之士”，甚而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在教学场合，另言“章实斋预作《史籍考》，仿朱氏，有稿，然未见。其书若有，一定作不好”。陈门弟子柴德庚列举实证，说明“章学诚的学业水平，也是有问题的。他在《文史通义》中也好，在《遗书》其他部分也好，常常有些错误是常识方面的错误”，还表示“像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少了些”。
对于章氏史学最为全面系统的驳论，来自余嘉锡。发表于1940年的《书章实斋遗书后》一文，以1920年代刊行之《章氏遗书》为标靶加以痛击，自白写作旨趣：“今既取而尽刻之，使其底蕴毕露，不可复掩，吾虽不加纠正，五尺童子犹知笑之。故仿实斋驳述学、辨洪保之例，聊复摘发耳。欲使学者知读书不可不熟，下笔不可不审，庶乎知所戒慎云尔。”文内条分缕析，一气举出数十条错误，揭露《文史通义》之《内篇》“考核不免粗疏，持论时近偏僻”；《外篇》及《文集》“气矜弥甚，其失弥多”；《校雠通义》“所言得者二三，而失者六七，多似是而非”；《信摭》《乙卯丙辰札记》之类“征引群书，往往失之眉睫之前，属辞比事，有绝可笑者，虽曰随笔、札记，本无意于著述，然其读书亦太卤莽灭裂矣”。结论是“所惜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虽力究纪传之史，性既健忘，又自视太高，除创通大义数十条外，他皆非所措意，征文考献，辄多谬误”。
余嘉锡
余嘉锡自号“狷庵”，为人治学向取平实，歉抑自守，而此文奚落揶揄，不少假借，至谓“不知如何读法，不通至此，洵堪喷饭”，“遂尔无的放矢，未免厚诬古人矣”，“如此说经，直不类清代人语矣”，“读其诗，几如听负鼓盲翁上场引子”，“所论史法，未有如此节荒谬之甚者！真苏东坡所谓“村学究饮白酒，吃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也”，“如此而讲史法，不如不讲之为愈也”，又引清人萧穆评论实斋之言，“谓为‘盲人道黑白’，诚深中其病”，真是少见的犀利语言！
其实，学问高段如余嘉锡，当然知道章学诚学术短长所在。他尝引《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一语，评论“观实斋此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未尝自讳其所短也”，其责章“考证粗疏”，也在针对一种时代风气，故示意“患在后人尊实斋太多，不知检择，务摭拾于水火之余，使之尽传耳”。再则，章之“神解精识”一面对余氏也有深刻影响，后者独步学界的目录学研究，高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便深契郑樵、实斋所谓“校雠”之义。
三
余嘉锡与张舜徽有伯侄之亲，同嗜文献校雠之学，一归“考证”之属。在学问上，余嘉锡耳提面命，时予提携，1954秋，即离世之前一年，面对来京拜谒的张舜徽，尚谆嘱：“《四库提要辨证》乃未完之书；小学、经学，尤多阙略；汝其为我补之。”张舜徽对姑父之学，敬其“勤恳”，服其“通核”，然而并非全然接受，坦言“治学蹊径，与先生不能尽同”。他在晚年回忆道：
年甫三十，即属草为《广校雠略》一百篇，评骘古今，畅抒己见。与先生平日论学之旨，时有不合。先生论及校雠，不甚喜郑樵、章学诚，谓其考证粗疏，殊不足取。舜徽服膺两家，独推其识见之卓。先生贻书舜徽，谓所论可以并存，不以为侮也。其于学术，廓然大公，不强人以从己，皆此类已。
按《广校雠略》为张舜徽出版的第一本书，原为大学文科讲授“读书指导”的教本，“始属稿于一九四三年，后二年始付刊行”。它是作者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后出多种著作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皆由此发展而来。全书凡百篇，“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厘析“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成书后次年，即寄奉北平余嘉锡，而二人对待郑樵、章学诚的看法颇相凿枘。
张舜徽《广校雠略》
当年张舜徽自命室名作“仪二郑斋”，而谓“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如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又以“郑学”传人一肩担当，“千载悠悠，则亦未有能真知郑学者，因欲为书发明之”，口吻声气与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申郑篇》毕肖。张氏心仪之“二郑”，在一秉“考证之学，贵在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的余嘉锡看来，可取者仅其一，即厚郑玄而薄郑樵。他批评章学诚“天性坐忘，读正史不熟，又不耐考索”，“不留心史事，而空言史法，其弊固必至于此也”，“然或事理必待考证而后明，典故必须检寻而后得者，既非实斋之长，吾固不欲苛责之矣”，作为章氏前世宗范的郑樵同犯“考证粗疏”之病，自然也“不足取”。后世流风所及，师法实斋，代不乏人，一样不入余嘉锡的法眼。
张舜徽尝记余嘉锡早年手书“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一联，“装为楹帖，而系以长跋，远贻舜徽，教之以务其大者远者，而不可狃于细物”。按此联乃清儒阎若璩集南朝陶弘景、西晋皇甫谧名言，题联于柱，用以自励，一般认为反映了清初学者杂识泛览、博学多方的学风，张舜徽本不满“贪多务博”之风气，此处解释“务其远大”一节，似有发挥之嫌，或已脱离余氏的原意。
前引《壮议轩日记》1946年10月15日条，张舜徽推重张尔田、孙德谦二君能“衍会稽章实斋之绪，以致力乎辨章学术一途”，并加注语“与吾近岁所营若有所深契，而姑父余先生亟非之”——
去岁吾所著《广校雠略》甫成，邮致北平，乞余公点定。嗣得报书，嘉其用心之勤，而嗟吾从事之左，于章实斋及孙、张两家，诋讥不遗余力，以不可追其后尘厚相戒勉。盖余公记问精博，自非实斋所能逮，而于考证异同、刊改谬失，尤近世言校雠流别者所不敢望而及，其卑视三君固也。
余嘉锡以“记问精博”为标尺来度量实斋学派，固然证据事实具在，无可诿卸，但被告却以为情有可原，罪不当罚。柴德庚读过《书章氏遗书后》一文，便说“拿这些考证上的疏忽来批评章学诚，章学诚是不会接受的”。《申郑篇》尝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章学诚对待郑樵如此，对己当然也是同理，他所自负的是学术上的主张，“盖将有所发明”，“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不求乎外也”。、萧敬孚、李审言、章太炎等皆曾纠其疏阙；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学，以博精识创见之名者，阳为与古人梦中闇合，实则古人之白昼现形，此亦仲长统‘学士第二奸’之变相也。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隐饰。”惟此一句后尚有“姑存疑以俟考定”的转语。参见《谈艺录·章实斋与随园》。）
张舜徽理解章学诚，显然也遵循这一思路，《清人文集别录》中多举证其人“卓识闳议”，复与“后之学者”有所辩驳：
其持论通达，多此类。而后之学者，或摘取其著述中考证偶疏之事，而遽诋其读书卤莽。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至于名物度数之学，本非所长，甚至引证旧事，亦往往颠倒甲乙。虽记问之学，颇嫌荒略，固不害其为通人也。
同样，上述辩护策略也适用于张尔田、孙德谦等“浙东之学”后劲，张舜徽反问道：“数十年治国闻者，仍囿于乾嘉藩篱，不能自拔出，孙、张两君不徇时尚，卓然有以自立。虽间考证小疏，要其学有本原，平情论之，亦何可厚非耶？”在他看来，学问“本原”不在“考证”“记问”，“神解精识”大于“名物度数之学”，而章、张、孙一流识解卓绝之处，在能“夐绝时流”“不徇时尚”，为各自时代“风气”中有志扶危救弊的少数清醒者，至于“学术之深浅”，反而其细也夫。换用刘承干的评论，“休宁、高邮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而章氏能会其通学，亦惟章氏能匡其蔽”，或借钱基博读书之法读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
章学诚生前留言：“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按两汉之际，扬雄词章成就冠绝一代，却为时人所忽，只有一个桓谭说他的著作“必传”，知己赏音成为后世美谈。如此看来，张舜徽心通其情，意会其理，行正其道，正无愧实斋“身后之桓谭”。
四
张舜徽并推章学诚、姚鼐、翁方纲为“乾嘉三通儒”，循此理路，顺延至其清学史研究，也可作一简约观察。《壮议轩日记》1942年11月9日记：
吾意救乾嘉朴学之敝者，以章实斋、翁覃溪、姚传姬三人为最。姬传徒友甚众，而以方植之、刘孟涂二人最能张其军。
1943年3月6日记：
余旧有志撰《清代学术述传》一书，藉以考镜三百年间学术迁革得失。义例早定，而迟迟不敢即属稿者，恐涉猎有所未周也。去岁撰章实斋、翁覃溪两传，颇不为通人所讥，踵此而黾俛图之，庶几其有成也。
1946年11月23日记：
舜徽自少而好籀绎乾嘉诸儒考证之书，近十年来，又遍求其文集、笔记而尽读之，深服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三人笃实不欺，矫然有殊于流俗，深议通达，足以兴起人，尝为《通儒传》以张之。……又尝以为，居今日而言考证，宜以扬州诸儒为法，于名物数度之中，推得其大本大原，以期周于世用，一救往昔支离破碎之病。
如果说，张舜徽发愿为“三通儒”立传，意在“救乾嘉朴学之敝”，尚是对面立论；那么“扬州诸儒”的再发现，则是亮出了正正之旗，从正面建构清学史脉络。毕竟章、姚、翁一流在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看来，非是“腐儒”，便为“文士”，终究距离乾嘉朴学主流太远，而扬州学派不废“考证”，又通达“本原”，正是谱写张舜徽心目中理想的、“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的清学史最佳素材。1944年4月1日记：
余平生于清世诸儒最服膺者，首推阮公。以其淹博醇雅，足以领袖群伦，不第有专门之学，足与诸儒兢短长而已。陈兰甫所谓有博士之学、有士大夫之学，吾则以为乾嘉诸名家，皆博士之学也；士大夫之学，则惟阮公足以当之。又尝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皖固褊之弊，亦惟扬州足以矫之。而扬州诸儒，又必以阮氏为巨擘。
阮元
张舜徽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起步很早，1942年9月27日记：“余年来有意采辑三百年间师儒论学之言，撰为一书，颜曰《清儒通义》，久未能成。”计划撰写的清学史不一名，日记提及者即有《清代学术述传》《清儒通义》《清儒粹语》《清儒识大编》《清儒著述叙录》等多种。他博览清人文集，为其工作的准备，对于行世的梁、钱两家著述也非常熟悉，于短长优劣有其定见，日记中说：“尝观近人考论三百年来学术原流之书，有梁任公、钱宾四二家。梁氏书但叙清初大儒，而未及乾嘉以后。钱书晚出，较翔实矣，而漏略亦甚。自余观之，可补者实多。……然余以为今日考论往代之学术，莫如撰通义，体制与学术殊，而含蓄浩博广大过之，意欲立经世、立身、治学诸大纲，又系之细目，一代学术，即内之治学门中，由异以占其同，由分以求其通，庶几以简统繁，不虞失漏。余当定其义例，以从事焉。”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至少在湖南时期，他已经形成了“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的认知，自谓“平生服膺阮氏之学，终无间然”，“盖文达治学，在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以得其大本大原，非有高识宏规，不足以骤语乎此”，自负能“窥见其大”。1943年4月，即“发愤欲撰《扬州学记》”，先写成《仪征学记》一卷，厘为训诂、义理、考证、金石、校雠、文辞六门，以类叙之，“自谓于阮学菁英，撷拾靡遗矣”。1946年，任教兰州大学之际，为诸生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点放在扬州学派，竭力表扬”。当年排印的《积石丛稿》，收入《扬州学记》一卷，即兰大课程讲义的一部分，用文言文写，但未完成，刊入的仅有《叙论》部分。今人所见《清代扬州学记》一书，是在1950年代末重新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
五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条尝言：“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张舜徽读书至此，推其意以观“近世学者”，也发明“学术三反”之说，谓“弥言考证，而记诵弥衰；弥言词章，而文笔弥劣；弥言义理，而内行弥不可问，此亦学术之三反也”。顾、张二说各有语境，当然是有所为而作，尤其激于所处年代周遭之“风俗”“风尚”“风气”，而寓志于学，以为“匡时”“补世”。易言之，他们大概都属于章学诚所贵之能“辟风气”“持世而救偏”者，而不同于那些“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学者”。钱锺书对“世推章氏史学”固有微词，然又谓“余不贤识小，心赏尚别有在”，特别欣赏《文史通义》中《书朱陆篇后》《黠陋》《横通》《诗话》《读〈史通〉》诸篇“于学人文士之欺世饰伪、沽名养望、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条分件系，烛幽抉隐，不啻铸鼎以象，燃犀以照”。易言之，他认为章学诚的学问不免“记诵简陋”，但骂人精准，且多数骂得很对。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
朱子曰：教学者如复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一世亦然。大抵风气不能无偏重，偏之所在，弊矣随之。被观之世、或观者所处之世，既均有风气，则风气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厉憬悟，诚因“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风气一旦而成“时趋”，则必有“可畏”处，或借用章太炎更加决绝的刻深之言，“学术本以救偏，迹之所寄，偏亦由生”，这也便是前引顾、张二氏在各自时代观察到的“三反”情状之根由。
章学诚言“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张舜徽生平自励及所以教人者，乃“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黄梨洲所病“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之弊，可谓实斋纠之于前，沅江救之在后。窃以为张舜徽在《壮议轩日记》中发挥的最大精义，以及这部日记给予今世读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种远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实的“补偏救弊”四字。张先生盛推“乾嘉三通儒”之言为“消积良药”，表扬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日记中又说，“余旧有志广采昔人识大之言，足以箴砭俗士之膏肓者，为之引申而赞论之，成《学蔀新辨》，以风厉士夫，苟可成书，亦盛业也”。本文之作，即采择《壮议轩日记》中若干“识大之言”，复稍引申而赞论之，不贤识小，姑以自励。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