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是国民政府军政时期高度权力集中的结果，蒋介石要统一北洋军阀留下的割据局面需要党政军财集中力量进行攻克，这是北伐战争时期要完成的任务。
北伐战争时期，宋家三姐妹是蒋介石姻亲联盟基础，他信任自己的姐夫孔祥熙做财政总理事务，他在上海做金融贸易合作伙伴陈果夫做了党务负责人，小舅子宋子文风度翩翩有留学美欧背景做了外交部长，如此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坐庄的局面形成了。
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政治带来了权力寻租，正如李鸿章主持清廷洋务运动时候所言度支之权和督察之权及采购之权，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寻租。
结束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开始对地方实力派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云南龙云，四川刘湘，青海宁夏三马，东北张学良，山西阎锡山及福建陈济棠等进行斗争中求团结。无论是战斗还是利益拉拢都需要钱来完成，这个时候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时期财政惯例即是将银行做国库。
那么北洋政府的财政是这么运营的呢？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就始终是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
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老袁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之后，决定“抗命”。
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而张嘉璈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计策，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利益相关，自是团结对外，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张嘉璈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争取声援。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
他们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做好一切准备，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为此，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
整个上海挤兑风波中，只有张嘉傲主持的中国银行上海支行没有发生挤兑危机保障了广大储户的存款没有受损失从而赢得了金融信用。
北洋军阀被北伐战争推翻，新建立的国民政府财政运营是怎样新桃换旧符的呢？
后来伴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上海银行工会开会商议讨论将宝压倒浙江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身上，张嘉傲一众代表江浙财阀向蒋介石代表张静江抵上投名状表示全力从财政上支持总司令。
张嘉璈早在日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他曾参加组织“国民协进会”，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为的是弃官从商。可知他不喜欢政治，政治却非常喜欢他。政治与他关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
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像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无休止的内战消耗，他内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拉他当副主席，以此联络江浙财阀。他向孔祥熙提出，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反对把银行当国库。这下就得罪了老蒋。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把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仅给他一个空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竟一无所闻，他愤怒之下，拒绝就任。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深感中国铁路之急需，就接受下来。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这时已经迁都重庆了。抗战八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在战争的环境下，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与宋子文也闹僵了，于是又厚着脸皮，要派他的用场，屡次电催要他回国。最初准备委任他中央银行总裁，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张嘉璈坚决不就。不久，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同时急电张嘉璈立即返国。张嘉璈本不想再出山，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对他大加劝慰，张经不住蒋介石的“蘑菇战”，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
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认为，张嘉璈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对付”得不错，而东北，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那就必须用张嘉璈这个中间人物的“牌”。然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张嘉璈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张嘉璈在东北已无所作为，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时已到了“金圆券”时代的前夕，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到头来是两袖清风。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在美国教书时，因学校离开太远，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但手头拮据，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贻。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会”，由陈光甫、李铭、贝凇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
在他离开大陆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笑话。在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上，有人提出，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10亿美金。其实，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张嘉璈在中行离职时，得到退职金16万元，而当时他已负债6万元。张嘉璈得讯后，立即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派人彻查我之财产，如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以外，甘愿贡献国家。”
1949年4月，去澳大利亚，担任悉尼一所大学的教授，1953年后，赴美国任教并从事经济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宋美龄有3094万、宋子文有5230万元、孔祥熙有5214万。鉴于情报机关所做调查，目的不是公开发表抹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官，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
张佳傲的人生履历与《北平无战事》中央银行北平支行行长方步亭很像，他们都是以家国天下情怀经历中国社会变迁，他们见证了北洋军阀，国民政府的腐败导致民不聊生也看到新中国战胜美国获得世界尊重。
四大家族的资金流向和具体财务状况，张嘉璈算是一个专业的历史证人，这位一生位于中国金融核心却保持清廉正直无私的金融家具备足够的信用。
败退台湾后，蒋家父子吸取大陆失败教训而用清廉正直无私的陈诚做台湾省省长进行大刀阔斧反腐倡廉改革，孔祥熙及陈家兄弟在自己沉淀财富中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宋氏三姐妹命运各有不同但是都是风云人物。
后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涉及到四大家族财产和腐败调查，但是最终都是查无实证不了了之了。在孙中山设计的训政，军政，宪政三个阶段对监督权的设计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的政治遗产继承人不仅抛弃新三民主义信仰而且学习纳粹统治体系让民国重回独裁统治，蒋介石晚年总结失败说国民党是被自己打败的，失败源于抗战胜利的接收，腐败让整个政党失去信仰和理想。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